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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陈培永：新冠病毒肆虐，生命政治学应如何介入——回应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政治”
摘 要：生命政治学可以提供看待新冠肺炎疫情的独特视角。埃斯波西托是较早地以其生命政治理论分析新冠病毒问题的学者，他的生命政治概念来自于福柯，指直接介入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政治。有所创见的是，其生命政治又可以称为免疫政治，即关于个人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免受“病毒”入侵、免于外部力量侵害的政治。这种免疫政治的目的是要保护身体，保护生物性生命，这是它积极性的、生产性的一面，但也会因担心“病毒”入侵而出现过度防疫问题，导致对个人身体、社会身体的自我损害，或对其他人、另外一部分人的身体的损害。免疫政治因此也可能不是保护生命的政治、反而会是致人死亡的政治，从而显示出消极性、否定性的一面。埃斯波西托尽管想尽可能客观地总结新冠病毒催生的生命政治的特征，但还是习惯性地落入到对生命政治的否定性批判中。新冠病毒催生的生命政治，更多是积极性的、生产性的，而不是消极性的、否定性的。一种生命政治学介入新冠病毒问题，要想有说服力和解释力，就不能只是把生命政治看作一个批判反思的范畴，而更应该看作一个积极建构的范畴。
关键词：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免疫政治；新冠病毒；埃斯波西托
注：笔者曾于2020年3月28日专门写作《新冠病毒肆虐，生命政治学应如何介入》一文（在“保马”公众号推送）对埃斯波西托的观点进行了回应。本文是在这篇文章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而成。
一、应区分不同的生命政治事件按照福柯的说法，生命政治在17、18世纪出现，这是权力的一种新治理技术，也是一种新的政治类型，它承担着一个国家人口的生物生命维系的任务。它不是把人当作平等的公民、当作受法律保护的拥有人权的个人，而是把人看作作为生物物种、作为自然的人口的一部分。它是使人活的政治，但也因此不会太计较某些个人的健康与生命，甚至还可能会为了让大多数人活下来、让本国人口不至于灭绝而会放弃某些人的生命，让某些人去死（比如放弃80岁或60岁以上的老人的治疗）。关于生命政治的诞生，福柯是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来阐述的，不是通过理论研究进行定性分析。正因为此，他的生命政治理论或生命政治学并不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更像是客观的描述，当然其中的批判性还是完全可以读出来的。在埃斯波西托看来，“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经历了从被怀疑到已经无法被忽略的转变，而促使这一转变发生的事件，包括生物技术、自杀式恐怖袭击等，也包括埃博拉病毒、新冠病毒等传染病。正是这些事件“将生物生命（vita biologica）和政治之间的直接关系带到了顶点”。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政治概念来自福柯，指人的生物性生命被纳入到政治考量中，政治直接地与人的生物性生命而不是与人的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关联起来，它面对的不再是政治人、法律人、道德人，而是生物人或不关注自由、权利、伦理等而关注健康、活着的人。只是，埃斯波西托不加区分地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尤其是把恐怖主义袭击与新冠病毒事件同等看待，让“生命政治”概念变得模糊起来。不同的事件会导致不同的生命政治，把不同类型的生命政治放在一起探讨，只会让人不可理解，也多多少少让人难以接受。自杀式恐怖袭击算是何种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呢？为了政治目的（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把一些人变成纯粹的人肉炸弹、生物武器，这种政治严格意义上是“身体政治”。也可以理解，身体或肉体即是生物生命的物质载体，在自杀式恐怖袭击中，不谈自由、权利、伦理，不存在政治人、法律人、道德人，因此是一种类型的生命政治。在访谈中，埃斯波西托对恐怖主义的生命政治特征做出了说明，“这种政治性不仅仅是通过受害者的身体，也是通过恐怖分子的身体实现的”。可见，他把生物生命等同为人的身体，凡是直接涉及人的身体的政治都被其看作生命政治，所以恐怖分子的自杀式袭击也是生命政治的表现。埃斯波西托还扩展了身体的概念，他所讲的“身体”不仅仅是人的身体，还包括社会的身体（可以理解为社会肌体），这与福柯着重从人口讲生命政治不同，在他看来，生命政治的核心就是人口，“生命政治学与人口有关，人口作为政治问题，同时是作为科学和政治问题，作为生物学问题和政治问题”。对埃斯波西托而言，“病毒”也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新冠病毒、埃博拉病毒等），还包括恐怖主义、具有攻击性的网络信息，甚至还包括经济危机、移民等，这些都具有“病毒”的特征，都会扩散，都会侵害人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如此理解身体，理解病毒，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所指变得宽泛起来，生命政治的类型也变得多了起来。按照这种理解，他的生命政治又可以称为免疫政治，即关于个人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免受“病毒”入侵，免于外部力量侵害的政治。这也是他的生命政治理论独特性的体现。根据免疫政治的界定，埃斯波西托实际上不应把恐怖主义的行径本身看作生命政治（它本身不是以保护生命而是以侵害自己和对手双方生命的政治），而应该把反恐怖主义的政治看作生命政治。恐怖主义是一种社会性病毒，会入侵社会的身体，反恐怖主义的生命政治就是要让社会的身体免于恐怖主义病毒的侵入。这样，关于恐怖主义的生命政治（作为反恐怖主义的生命政治）就和新冠病毒催生的生命政治有了共同点，新冠病毒同恐怖主义一样，也会入侵个人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新冠病毒催生的生命政治，也就是要防止新冠病毒对个人身体、社会身体的入侵。这种免疫政治的目的是要保护身体，保护生物性生命的，这是它积极性的、生产性的一面，但可能会因担心病毒入侵而出现过度防疫，导致对个人身体、社会身体的自我损害，或对其他人、另外一部分人的伤害，最终免疫政治不是保护生命的政治，而可能会沦为死亡政治。埃斯波西托最核心的观点蕴含在他接受访谈时说的一段话中：“免疫是必要的，我不像有些人一样会把它想象成国家的密谋或者是侵害行为。但很自然，就和免疫机制一样，如果这种防御超出界限、抑制了自由、阻碍了各种形式的关系，那么免疫恐怕会变成自体免疫性疾病（malattia autoimmune），攻击本应受到保护的身体。”既要避免不被外部的病毒侵害，又得防止被自己的过度防疫侵害，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政治策略因此非常看重“平衡”这个概念，实际上对身处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个人及国家、社会的自我保护举措是有启发意义的。
二、新冠病毒催生的生命政治的独特性针对新冠病毒，埃斯波西托讲了生命政治三个至关重要的变化。第一个是“政治的对象从单独的个体转移到了特定的人口区块”。可以理解，应对病毒的生命政治，实施的防控措施不是针对某些个体，而是针对（某个国家的、城市的、村庄的）人口或人群，它要通过让人与人保持距离来保护特定空间的人群，让特定空间的人口不被病毒传染。当然，政治的对象从来不只是单独的个体，一直是单独个体与特定人群的统一，即使生命政治也不能说就只针对人口，福柯的广义上的生命政治，实际上也包括对个人身体的规训。这一点并不是埃斯波西托强调的重点，他强调的是，生命政治作为免疫政治，以特定人口或人群的免疫为目标，决定了生命政治必然要有内外之分、区块划分，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排外性。它要逆全球化的进程，中止国家之间的流动性，因此会表现为国家保护主义，它要在一个国家内部，在城市之间、社区之间、村庄之间也划定界限，实施空间政治。在埃斯波西托看来，这种国家保护主义强烈排斥移民，它不是旧的国家主义的延续，而是为了一国人口免疫、免于被病毒感染所催生出来的，这种新出现的国家保护主义只有在“免疫学”的语境下才能够得到理解。这个观点能够有力地解释一些国家采取的封国、封城的做法。埃斯波西托指出的第二个变化是“政治医学化（medicalizzazione della politica）和医学政治化（politicizzazione della medicina）的双重过程”，表现为，政治面对危险和恐惧开始淡化意识形态，强调保护性特征。他写的文字太短了，语焉不详，也没能够详细解释，应该是囿于篇幅原因或者经过了删减。埃斯波西托认为疫情时期的政治才呈现为非意识形态化和保护性特征。把这看作是一种变化，实际上本身就有对政治的固有偏见，他还是把政治和权力看作压制、奴役、剥夺这样的否定性概念，只有在新冠病毒出现的时候，政治才强调保护性特征，才充当保护性、肯定性的作用。而实际上，现代性政治一直强调的是这方面，也一直在践行这个目标（当然并不尽如人意），如果不能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政治的进步，难免会陷入对政治的偏见中。政治医学化和医学政治化也不能仅仅等同为政治的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和政治的保护性特征。这两个方面可以算作政治医学化和医学政治化的表现，但并不是本质性特征。根据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所观察到的，我们可以扩展政治医学化和医学政治化这两个词的内涵，增强其解释力。政治医学化应该被理解为把医学纳入到政治中，政治要根据流行病学、病毒学、公共卫生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科学研究进行决策。医学给了政治合法化和正当性，它充当了法学或政治学的作用，医学所关注的健康、安全、生命等取代了人权、自由、公平、正义这些价值理念的作用。医学专家的话起到政治效果，甚至本身承担了政治家的角色，人们更愿意相信医学专家的话而不是政治家的话。医学政治化，应该理解为医学不能完全强调科学的独立性，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和条件、不管相关措施可能会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后果，而进行纯医学研究结论的发布，纯粹从病毒防治的科学出发建议应该怎么做。客观的、中立的医学研究、医学措施，如果会带来防控疫情的负面效果，将会被否定。这个时候的医学是具有政治性的，比如，即使通过科学研究已经掌握了病毒源头在哪个国家，医学专家也可能会被禁止宣布此信息；即使关于病毒传染的事实已经被完全掌握，也不能被自由宣布。为了防控病毒疫情的需要，有的时候要牺牲医学的科学性。如果一个医生不顾后果而坚持宣布该信息，他极有可能被“封口”，即使他的医学结论是科学的。第三个也是在埃斯波西托看来最令人不安的症状，“一般的民主程序开始向带有突发事态性质的机制偏移”。即是说，碰到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情况十分危急，日常的民主程序失效，突发事态下的机制开始启动实施。与民主程序相对立，这里的机制当然就是不民主的机制，或者根本不讲民主不民主的机制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立法者、司法者都不能再强调日常民主程序的重要性了。在这里，不明白埃斯波西托为什么要讲一个地震的例子，更让人质疑的是他要说的突发状态（stato di urgenza）与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的关系问题。地震摧毁了一片领土，这是突发状态，是客观的真实状态，他接着说的是，这种状态很可能会滑向例外状态，而新冠病毒作为推向例外状态的动力则令人不安。可以看出，例外状态比起突发状态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带有主观性的、被宣告的状态，有主观故意的要素。一种主观的偏见又深藏其中，这其实也是阿甘本对待例外状态的态度，他们已经假设了例外状态是个被政治权力任意宣布的状态，他们设定权力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宣布例外状态，虽然有可能根本达不到宣告的标准。只有宣布例外状态才会让政治权力有更大的空间，权力天然地有宣布例外状态的倾向，它会把无说成有，把小说成大，最好能随意地宣告，无论有没有突发状态、紧急状态，没有突发状态、紧急状态也得制造这种状态。这种假设会让哲学家们不安，认定权力会利用病毒的传染性侵犯民主和法治。实际上，这次新冠病毒在各国的肆虐，让我们都看清楚了，权力根本就不想宣告例外状态，它甚至都不想出现这样的突发状态。宣告例外状态，政治家们也是被逼的，也是无辜的，我们相信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还想着例外状态的阴谋，利用本来没有的病毒宣告例外状态，以使自己失去外在的民主和法治限制去故意侵犯人们的自由。这种假设还将权力分为两种类型，没有进入例外状态的权力和进入例外状态的权力，前者是民主权力，后者是威权或集权。而一旦推向例外状态，威权国家的权力运作要比民主国家更有效、更先进，民主国家的民主程序将被威权国家的集权程序同质化。民主将会输给威权，甚至将被后者所同化，这是他所认定的最令人不安的问题。埃斯波西托尽管想尽可能客观地总结新冠病毒催生的生命政治的特征，但还是习惯性地落入到生命政治的否定性批判中。尽管埃斯波西托貌似客观公正地对待生命政治，显然主要还是抱有批判的态度，这个态度比福柯要更浓烈、激进很多，但没有阿甘本那么激烈、猛烈。可能令我们越来越困惑的是，西方左翼只是批判吗？只是不合时宜的批判？批判即为左翼，那反过来能说建构、建设就是右翼吗？若如此，左翼的思想家凭什么能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关键事件上发挥作用，难道仅仅是在这样的时刻兜售下或贩卖下自己的看似比较深邃的、新潮的观点，或者最多只是给大家一种解释、一种貌似深刻具有洞察力的解释？我们亲身见证了病毒，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实施的生命政治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是需要反思，需要批判，要对政治权力保持警惕，但也不能过度高冷或近乎无情而导致偏离生活本身。为什么不能给生命政治（包括例外状态）一种正面的评价，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恶，或者只看到恶，或者最终一定看到的是恶呢？
三、介入新冠病毒需要什么样的生命政治学？新冠病毒催生的生命政治，更多是积极性的、生产性的，而不是消极性的、否定性的。一种生命政治学介入新冠病毒问题，要想有说服力，就不能只是把生命政治看作一个批判反思的范畴，更多应该把它看作一个积极建构的范畴。在新冠病毒背景下，我们应该重估生命政治。首先，生命政治的诞生，本来就是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政治进步的表现。生命政治表征着政治权力承担起保护生命的责任，担负起让人活下来的任务，它要解决关乎人类生死存亡、危及人类这个物种延续的风险与挑战的问题。瘟疫、气候灾害、生态环境、核战争、恐怖主义等都是不容忽略的现实问题，是不得不实施生命政治的事件。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一个国家乃至一些国家的政治权力共同努力才可能解决。当我们总是想着国家权力想方设法让人死的时候，想着权力总是编织例外状态的诡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到假想中了，进入到不合时宜的思考中了（注：这里的“不合时宜”是贬义词）。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着政治的发展、权力的进步，保持着对权力之恶的警惕性是应该的，但看不到权力的进步，认为一切都在进步唯独政治权力停滞不前，甚至比以前还恶，显然不符合客观的历史进程。第二，生命政治指向的是人的生物生命，维系人的生物生命这本身并没有错，不应该拿人的自由、崇高、神圣、法权、正义这些价值观念来批判生命政治，批判生命政治为了生物生命牺牲掉人的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哲学家和思想家喜欢生命的政治性、精神性、价值性，甚至会认为这些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东西，而政治不是哲学或思想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现代社会它必须解决人们的生物性生命遭遇困境。就这一点而言，生命政治容易获得我们每个人的认同。当我们看到那么多因病毒侵袭而忍受疾病困扰，甚至走向死亡的人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给他们及他们的亲人说自由、崇高、神圣这样的东西，真得管用吗？实际上，生命政治在新冠病毒时期值得挖掘的问题是，人的生物生命和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究竟哪个更重要？人的生物生命本身就不能成为价值观念吗？我们真宁可牺牲生物生命也要保全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吗？我们当然反对把人完全当成纯粹的人口中的一部分，当成数字，当成与其他生物一样不讲自由、人权、精神、价值的物种，也反对牺牲一部分人来保全另一部人，或者牺牲年老体弱的人（体弱无法量化，最终选择的是年龄），或者牺牲一部分穷人，或者牺牲一部分黑人。前一种情况和后两种情况还不太一样，后两种并没有把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为生物。但生命政治的难题，也是人类社会的悲剧在于，我们必须首先活着，必须先存在，再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存在本身时常遭遇威胁。我们也必须学会面对无奈，没有那么多的医疗资源和其他资源，必须让一部分人活不下来，关键是让哪一部分人？如果是让无权人、穷人或黑人，道义上的谴责足可以吞噬政治，所以现代文明、现代政治留下的唯一出路，就是选择那些年龄大的人，不管有权无权、有钱无钱等其他因素。就此而言，生命政治把人统一视为生物性生命体，而不是视为不平等的有权人和无权人、富人和穷人、白种人和黑人等，虽然它可能同样沦为否定性的、使人死的政治，但它还是进步的，它一定程度上还是能代表现代性政治所取得的成就的。第三，新冠病毒肆虐下的生命政治会不同于常态化的政治，但认定生命政治必然是威权政治，也是有问题的。按照这种逻辑，似乎新冠病毒造成了民主政治向威权政治的转化，没出现新冠病毒时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这种理解美化了常态化的政治，把威权、集权甩锅给了新冠病毒。只要我们的民主政治足够深入人心，它会因为新冠病毒到来就离我们而去吗？如果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如此脆弱，经历一场病毒就失去了，就被我们抛弃了，那这样的民主政治本身还值得我们追求吗？它不就是虚伪的吗？在关系一国民众疾病或健康、生或死的问题上，计较于民主不民主，患得患失于不民主，还不忘批判别的国家的威权，这不是用生命政治的名义给别的国家扣帽子吗？鉴于生命政治事件本身的根本性、重大性，我们不能用民主或威权作为标准来评判生命政治，我们应该用生命政治的成效来评判民主与威权。唯有如此，才不会让自己蛰居于世界之外，才会让自己身处于日常生活之中。而且，生命政治并不必然是威权政治，也可以是民主政治，是科学政治。埃斯波西托也看到，“现在确立的指挥链是：科学家和医生在上面，政治在中间，最下面是经济和社会”。他认为这种形式无法统治国家，因为政治屈从于科学，医生主导了政治，而医生不应该主导政治。医生本来就没有主导政治，也不可能主导政治，他实际上应该看到的是这种状况下的政治本身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包括医生在内的一些人参与到决策中来，有科学研究结论作为依据，这不正是民主和科学的表现吗？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的诞生，同时伴随的是权力主体的多元化，那种固定化的高高在上的主权者与被统治、被支配的臣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存在。权力不再仅仅被政府工作人员所垄断，不再是能被个别人或少数人拥有的实体性力量。每个人都是权力的主体，也都是权力的客体，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内（学校、医院、社区、村庄等）是权力的主体，在其他社会空间内（医院、社区、村庄、学校等）成为权力的客体。现代权力的问题在于，它成为一种不被我们所支配的、物化了的关系。发展这种理论，应该得出的结论是，权力可以支配关系中的我们，我们也可以支配它。这种翻转实际上就是把权力从否定性力量转化为生产性力量，特定空间中的权力的主体不再用权力去支配权力的客体，在其他空间中作为权力的客体也不被这个空间中的权力的主体所支配。我们互为权力的主体，真正成为权力的主人，依靠它来共同治理像新冠病毒这样的共同的事务、共同的难题。真正的治理不是像生命政治哲学家所理解的具有统治和支配性质的活动，而是我们互为主体、共同决策、共同努力解决我们共同事务的活动。未来的政治一定会走向所有人共同分享权力的局面，那个发挥震慑作用的和行使否定功能的权力会被溶解掉，是人与人之间亲密融洽的关系消解了它。这其实就是通往马克思所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过程，每个人都各尽自己所能又各取所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是障碍。新冠病毒生成的生命政治，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家、医生、护士，甚至社区的志愿者扮演了权力的角色（他们可以采取应急措施，甚至能够限制他人的自由），看到了承担生命政治功能的权力不是否定性的，而是生产性的。那些逆行去抗“疫”的人，冒着风险给可能让自己传染的人提供服务的人，从职业的角度来讲，体现了职业操守和奉献精神；从生命政治运作的角度看，体现的是权力的生产性力量。从这些人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生命政治是让人活的政治而不是让人死的政治，我们能够看到权力发挥着生产性、积极性的力量，我们能够看到政治的希望、权力的前景。
陈培永：《新冠病毒肆虐，生命政治学应如何介入——回应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政治”》，载《云梦学刊》2020年第4期。
2020年新论
期刊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未来前景》，载《学术研究》2020年第2期。
2、《从五个维度看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载《社会主义论坛》2020年第3期。
3、《关于劳动问题的政治哲学透视——重读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2期。